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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益俸养廉及其相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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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益奉养廉制度的设立及其实施效果宋代立国之初，俸禄比较微薄。神宗朝时，有王安石的“方今制禄，大抵皆薄”一说。尤其在宋代官职分离制度的背景下，催生出富贵钱权相分离的趋势，最富有者是被看着“贱者”巨商的康喜，吴傅之流，反而不是被视为“贵者”达官的王旦，司马光之辈。秉承太祖时曾讲：“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若省官而益俸”的宗旨，从俸禄较低不致养廉的思想意识和现实情况出发，颁布了“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的决定，体现了统治者想通过増俸以达廉的决心。这的确为官员的奉公守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也涌现出了一些令人称颂敬佩的清廉高洁官员，可惜在经济向荣、物流横欲、士风低下的宋代，厚俸自律的官员有如凤毛麟角，实与太祖所望整个官僚队伍出现“益俸养廉”而吏清的初衷相违背。反而是大多官吏“身披命服，不顾廉耻”，可见厚禄治吏不能起到扬汤止沸的作用，也非养廉吏治釜底抽薪之实效；只是廉政法制建设的一种辅助手段和当权者意识的一厢情愿。因此，加强官员的素质和制定法制才是达廉行之有效的方法手段之一。 2　清廉官吏的选任条件和素质教育 “国得宝，不如荐贤”的古代选官制度理念是确保国家机构有效运行，政令得以完善、顺畅执行的关键所在。故太祖时的杨砺、真宗时的寇准、仁宗时的陈希亮、赵扦、包拯，理宗时的姚希得等人无不体现了“国初之不轻用人如此，盖其始也择其精，其终也任之久。择其精，则小人不得以滥其选；任久之，则君子举得以尽其职”的选人、用人之精髓，也涵盖了王安石所倡导的“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的重视人的良才观念，宋代也切实对官员的选任条件做出了相关的品行修为规定，比如：荐举的诏令中都把曾贪赃枉法的人员排除在外，尤其对有监察职能的台谏，通判，监司的选拔上，严把素质关。对台谏的选任标准，司马光有如此看法，要求：“凡择言事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台谏之任甚重，兹事体大；通判位低权重，是宋代在各府，州，军，监设置的专司监察的官员，对州郡长官具有监察和牵制作用，“如辄敢徇私，显彰谬举，致州政之有滥，在职任以乖方，并量事状重轻，连坐举主”；监司是宋代号称“外台”的地方最高监察机构。建置在路一级，为中央派出机构，各司之间互不通属，相互掣肘彼此互察。监司人选强调“操修端亮，风力强明”的品行。综上，无论是对官员选拔条件的标准要求还是官箴教育的约束规定，在宋朝都得到了相关落实和发展，防止官员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维护政府机构组织的廉洁、提高官员的政治素质、净化官场风气，避免虚夸好誉方面都有一些积极作用。但应该看到，封建统治者提倡的仁、恕、恩、德的人治和完善法律制度的设立，不但和太祖所盼望整个官僚集团出现“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的理想局面大相径庭，反而贪污之风愈演愈烈。这与没有实施完备防范，惩治的法制来规范人心、约束官员，治理吏治紧密相关。否则就会出现“天下官吏不廉则曲法，曲法则害民”的场面。 3　“人治”法律的弊端和弹性随着宋代经济的日益繁荣，官员们跻身商业流通流域犹如“狂潮”，自持身份特殊谋取私利，造成国家财政收入下滑，吏治日渐腐败的情况日渐严重。鉴于当政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制定了详备，周密的法律制度来整治“良吏实寡，賕取如故”的情况。宋代防范，惩治官员犯罪的条律法规，主要体现在《宋刑统》和《庆元条法事类》中，以至达到“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的地步。然而有宋一代理学盛行，“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故有“有丰禄营私之志，无守法丰公之心”一说。恰如清人赵翼说：“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官吏“馈赂公行，熏染成风，恬不知怪”。法律制度的设立，纵使严密而规范，但不能行之有效地避免权力和约束荀子强调的人本“恶”之，终会殉葬在“人治”的温床里。法律不同于法治，之间的分水岭是制定法律的人情世故大还是秉承“法律为没有感情的智慧”的法治大。选择后者能灭绝制度的陋习，达到本篇讨论的目的：清廉吏治。昔时之失，来日之鉴的“法治”意义、真谛就在于此。 4　益俸养廉的反思益俸以养廉是统治者和思想家的一种善良主张和表达“借以厚禄，使官不贪”的美好愿望。可为何厚禄下的贪污腐败依旧暗流涌动、汹涌澎拜？症结就在于，人情重于法治的社会背景下，法律制度本就是“法意人情，两不相碍”，或“断之以法意，参之以人情”的意识产物。正如北宋名臣包拯在《包孝肃奏议集?乞不用赃吏状》中痛心疾首地指出的那样，对于贪赃污吏法律只是：“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尤见“人治”状态下的制度对吏员的贪赃姑息形同空文，无异于是对其所为的大力纵容。要之，益俸养廉本就是一种美好的历史性误区，解决厚以养廉的根本之法，终究还是取决于没有人情味的“法治”，它才是廉政制度建设首要的法制保障。法为先，德相随的施政纲领才是当政者的为政之道。 5　结语历史上的“厚禄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实则忽略了人性的黑暗面，导致认识意识的偏差。合理的俸禄辅之官吏的素质教育，再行使强制实施的法制，才可谓吏治清明的屏障。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吏治不清，贪赃滋生始终如影随形，成为一大顽症，乃是国家兴亡之所在的“法治”不得立。建设强有力的监察机构，实行“法治”才是国家清明政治、长治久安、养廉反腐的根本之道，也是今天的中国必须要面对，思索的重大现实课题。否则治标不治本的所作所为，依然会是历史循环往复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