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农村水库移民实现可持续生计的路径依赖_西部素质教育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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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部农村水库移民实现可持续生计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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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可持续生计”这一概念自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其报告中首次写入“可持续生计”的概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正式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其主张是将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了社会发展世界峰会，在这次峰会上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对“可持续生计”进行了一次较为明确的界定，它可以被概括为“使所有男人和妇女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获得可靠和稳定的生计”。随后，“可持续生计”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国内外学者针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Glavovic和Boonzaier[1]采用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全面研究了南非临海地区贫困和发展之间的一系列问题，揭示了在该贫困落后地区加快实施可持续生计策略的紧迫性。Soltani等[2]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方法定量分析了伊朗扎格罗斯地区的居民生计问题，具体识别了这些家庭的生计策略，详细分析了该地区民生的现实选择以及调查并指出哪些策略是最可持续的。史俊宏和赵立娟[3]以生态移民的生计脆弱性为核心概念，以生计转型过程、生态移民生计资本以及生计结果等方面为研究视角，提出促进和改善少数民族人口可持续生计途径的政策建议。杨国安等[4]则以可持续生计和脆弱性为研究视角，审视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治理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模式，指出不同模式各有优势与脆弱性，必须要因地制宜地应用和推广，必须要适应黄土高原的自然地理分异特点，必须要考虑地方居民的可持续生计，不能以偏概全，要统筹考虑。苏冰涛和李松柏[5]分析了四川秦巴山区“生态贫民”可持续生计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探索并提出了这些“生态贫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和现实路径。

移民的类型包括水库移民、牧区移民、灾后移民与生态移民，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水库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6]。刘桂英和张春美[7]以仙女湖区江口水库为研究案例，对该区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后移民的生产、生活和基础设施情况进行详细调研和分析，认为随着后期扶持政策的逐步推进，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已经凸显出来。陈建西和何明章[8]指出大型水库兴建后，库区移民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很少，而安置经费投入又较低，因此提出必须要充分开发利用库区资源，提高库区移民素质和库区资源开发的科技含量，优化库区移民的经济产业结构，开发利用水库消落区的土地、库区的荒山资源、水库水面资源，发展移民的庭院经济，才能实现库区移民的可持续生计。严登才和施国庆[9]将农村水库移民的贫困问题归纳于移民生计的“主体、供体、载体”三者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认为搬迁导致库区移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受到很大损失，实现移民生计的“主体、供体、载体”三者的协调均衡发展是实现我国农村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另有相关研究表明，少数民族非自愿性移民在迁移到新的环境以后，会出现诸如不适应新的自然环境、怀旧和依附心理强、移民失落感、补偿标准低、文化不适应、生产生活面临困难、移民财产损失严重与传统宗教文化面临消失等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必须要高度重视并且应该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帮助移民尽快适应新的环境以促进他们生产生活的可持续发展[10]。关于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笔者不再一一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为后来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但是这些成果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由于研究视角、思路与方法的差异，现有研究本身多关注水库移民的生计贫困的某一方面，对近年来各级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有关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的具体项目有所忽视；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多重视规范分析，对于实证研究仍显不足，而且研究的空间尺度多集中于微观的区域和农户尺度上，而对于更大范围区域尺度的应用性研究较少，特别是针对西部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的案例研究更少，相关研究缺乏理论和实践深度，分析不全面，缺乏系统性。

本研究聚焦“可持续生计”这一核心概念，以甘肃省这样一个位于我国西部、经济条件落后且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为研究案例，以政府的相关水库移民规划为依托，深入探求实现西部农村地区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现实路径，面向精准扶贫，力求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点儿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当然，就甘肃省水库移民现状来看，要努力实现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