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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安和云南宁蒗的32年教育结对之路
作者:网站采编关键词:
摘要：海安日报 (原载《光明日报》2020年9月6日1版) 这是一件看似很平凡的事情。 32年前，一群江苏海安人来到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创办一所学校，当上了成千上万少数民族儿女的“
海安日报
(原载《光明日报》2020年9月6日1版)
这是一件看似很平凡的事情。
32年前，一群江苏海安人来到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创办一所学校，当上了成千上万少数民族儿女的“舅舅”，由此开启东西部教育合作的先河。
32年的坚守，10批次、281名“海安舅舅”不仅培养了许许多多大学生，更激发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那股奋然为之的精气神。这种教育资源的放大，凸显了教育的本质，带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全面振兴。
“宁海之约”
治穷先治愚，木材换人才
32年前的宁蒗，“愚”和“穷”就像一根绳索上的两个活结，彼此牵缠。宁蒗人知道，治穷先治愚，只有教育带来的改变，才是最根本最持久的。于是，一场东西部教育合作的“宁海之约”顺势而生。
宁蒗俗称“小凉山”，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段，平均海拔2800米，全县26万人口，有彝、汉、纳西、普米等12个民族。记者一行从丽江机场驱车到宁蒗，走了3个小时的山路，一侧是高山峭壁，一侧则是万丈深渊。长久以来，贫穷和落后，就像这条弯弯绕绕的山路，紧紧缠绕着宁蒗人的身心。
宁蒗的贫困有其特定历史因素。新中国成立前，这里还是一个以奴隶制为主体，封建领主制、原始共耕制和母系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长期停留在刀耕火种、游牧游耕的生产状态，无人识得汉字，很多人甚至连彝文也不识。新中国成立后，宁蒗“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没有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和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
宁蒗的教育更是起步晚、质量低。“从前宁蒗历年中考平均分与丽江周边县相差有100分，高考录取分数即使有30分的民族照顾分，也出不了一个大学生。”宁蒗教体局局长张达峰介绍，那时宁蒗中高考成绩长年在丽江地区各县垫底。
“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时任宁蒗县委书记阿苏大岭觉得，为官一任，想的应当是造福一方长久的好事。他深谙教育的重要性，当即狠下决心：“要从根子上治穷，绝不能让子孙后代再穷下去!”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阿苏大岭“挑中”了数千里外教育居江苏省领先水平的海安。当时，海安急需用于教育硬件建设的木材，双方于是一拍即合，达成了“木材换人才”的“宁海之约”：海安派优秀师资力量全权接管一所学校，宁蒗则以优惠价格为海安提供紧缺木材。
于是，由宁蒗投资100万元、由海安选拔33名骨干教师，以宁蒗、海安两县县名第一个字命名的“宁海中学”正式成立。1988年8月25日，33名海安教师拖家带口近百人，踏上了数千里外的支教之路。四天三夜，车至宁蒗，老师们已疲惫不堪。
梅德润被海安教育局点将，担任宁海中学首任校长。他告诉我们，刚到宁蒗的那段日子，终生难忘，提起来满腹心酸：“来到这里的第二天就遇到泥石流，直接冲进我们当时住的木板房，我和老婆用身体死死顶住门框也没有用，眼睁睁看着被褥行李全都泡在里面。”【下转3版】 【上接1版】为了保证按时开学，梅德润一声令下，大家用铁锹铲、用锄头挖、用手搬，“很多同志手臂震得疼痛酸麻，鞋底也被铁锹割成了两半”，在梅德润看来，比起在家乡海安教书，这支队伍有着更为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住着用木板隔开的简易宿舍、喝着用塑料管从山上接来的浑泥水、常常因变压器跳闸没电而吃了上顿没下顿、承受着“海安的教师管不了民族学生”的质疑……一位老师在日记中写道：“抬头是无尽的山，低头是泥泞一片，只是想家，想家，可最终还是想到了此行的责任。”作为支教队伍里唯一的单身女教师，刘卫琴当时年仅24岁，之所以选择来吃苦，她说自己坚信，“只要面对学生，我就朝气蓬勃，就能体验到人生的全部价值”。
心之所愿，无所不至。历经千难万苦，宁海中学正式开学，宁蒗教育的蝶变之路也由此开启。跟随教育和地区发展的步伐，1993年，海安抽调骨干加强宁蒗民族中学高中部、2006年开启“订单式”职业技能培训合作模式、2016年集中力量开办“海安班”……32年，从基础教育拓展到职业教育到其他领域，“宁海之约”已发展成为卓有成效的“宁海模式”。
“海安舅舅”
走出一名大学生，脱贫一个小家庭
32年间，海安的骨干教师从黄海之滨前赴后继奔向小凉山，把爱和知识播撒在大山深处。他们怀抱立德树人的教育理想和满腔热情，带领大山里的孩子纷纷走进课堂，拿起书本，让两万多名初高中生、1万多名大中专生走出了大山。宁蒗人深深领会到，知识改变命运，点亮出彩人生。
文章来源：《西部素质教育》 网址: http://www.xbszjy.cn/zonghexinwen/2020/0918/449.html